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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夫@立此存照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日志

 
 
关于我

我就是那个名叫章夫的中国男人。有人问我的名字出自何处,我说意即“写点烂文章的男人”。不少人(特别是女人)会不怀好意地变着声调叫我“丈夫”,弄得我经常不好意思。这里特别声明,那是误伤,我可没那些义务和责任。进出成都的机场叫双流机场,“双”者“二”也。不少朋友都说我们是从“二流”之地走出来的。但要特别说明的是,我章夫可是一流的哟。 我的QQ:1173026700 我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angfu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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嫖娼“曝光榜”是以违法纠正违法  

2017-01-07 13:32:08|  分类: 东抄西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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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嫖娼人员,纯属偷懒无能
又见示众,虽然不是押解游街,但张榜公示也同样有杀伤力。
贵州凯里市近期开展扫黄禁毒行动,为“警示教育更多的人员”,当地警方在对涉案人员进行惩戒的同时,还制作了“曝光榜”曝光其事迹。
这次凯里警方制作“曝光榜”,将震慑对象锁定了涉嫖涉赌人员等。尽管当地媒体称,榜单“对姓名、人物头像等要素作了处理”,听上去似乎不侵犯当事人隐私权、肖像权, 可从图片看,这些处理相当粗糙,只是将个人姓名中的一个字用“某”字隐去,而头像也只有眼部被打码,何况榜上还有家庭地址等信息。
对熟人而言,要辨识起来或许不难,特别是在流动并不频密的县域范围内。因而这难消侵权之虞。而“警示教育”并不能作为侵害隐私权责任的抗辩事由。
有些道理是老生常谈,可从现实看,常谈还得继续谈:涉嫖娼或赌博,通常只会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制,不是犯罪。
对那些被公示者来说,他们已经被行政拘留,受到了法律处罚,再对其张榜公示,无异于搞“法外施刑”——对其“事迹”进行公告,就是公然施加“羞辱刑”,这超出了他们应承受的法律代价。当地警方此举,并没有法律依据。
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某些地方、部门总是这么迷恋“公示”。前不久陕西兴平公捕才在社会质疑声中以官方道歉收尾,凯里警方又玩起了“示众”,怎么就不能从别人“吃一堑”里自己“长一智”?
依照福柯的权力理论,示众实质上是恐吓与羞辱,是要树立权力威仪,强化权力秩序。权力存在感的自我确认与强化,或许正是各类示众的根本目的。即便少数地方不是为了“扬官威”,而是为了震慑犯罪本身,那如此“严打”也是治理上的偷懒或无能。到头来,“无正义的伪法治”往往跟“无法治的伪正义”形成闭路循环。  澎湃新闻网 2017.01.06澎湃社论

近日,贵州省黔东南州首府凯里市街头一份由公安制作的“曝光榜”引发关注。“曝光榜”对近期因卖淫嫖娼、赌博涉毒而被抓获的违法人员进行了“公示”,其中绝大部分人员涉及嫖娼,少数涉赌或涉毒。(昨日《法制晚报》)
针对此事,新浪网发起一项调查,近3000网友进行了投票,其中60 .9%的网友认为街头曝光对禁止黄赌毒“效果一般,有损违法者尊严”,31.9%的网友认为“效果明显,有警示作用”。    从这个调查中可以发现,对于曝光的这张“黄榜”,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获得民众的一致赞赏,反而有六成人质疑其做法是否欠妥。当然,也有一部分民众是支持这种做法的,有的甚至认为这可能比拘留或是罚款收到更好的惩治效果。至于曝光目的,当地公安局称,这是对广大市民进行法制宣传,促进市民知法、懂法、遵法、增强守法意识。   
其实,与此次曝光相类似,2014年著名演员黄海波因嫖娼被抓一时引发广泛的影响,当时北京市公安局还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该消息,使得这一起治安案件成为聚光灯下的“审判”。由于黄拥有公众人物的身份,且这类“黄事”易于满足一些人的猎奇心理与窥探隐私的胃口,因此,公众人物的道德水准要求,以及他们能够容忍批评的限度(较高)掩盖了对这种曝光行为是否要加以限制的讨论。   
在讲究人情和面子的大环境下,曝光违法人员的名单,实际上也是暴露他们的个人信息,是让违法者接受社会道德的围观。从执法部门的角度看这是一种直接的普法教育,更是对那些有违法意图者的一种威慑。的确,曝光会使违法人员在熟人社会中丢失脸面,甚至声誉扫地。在一定意义上,还可做到以儆效尤。然而,在实践操作中,公安机关将这样一种社会公众相当“敏感”的违法信息向社会公开披露,不但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还容易使得违法人员产生心理上的抗拒,这种做法对这些人今后的正常生活可能会造成消极影响,所以,未必能够起到教育警示违法者的特殊预防作用。   
诚然,在治理卖淫嫖娼违法活动过程中,公安机关依法对违法者进行处罚本无可厚非。但是公安机关对卖淫嫖娼违法者的个人信息通过张贴照片(即使部分掩盖)等方式进行公开出丑,我国现有的法律中并无明确授权性规定。即便被公布的人员涉嫌违法,但卖淫嫖娼等违法信息仍然属于行为人的私人隐私。对涉案人员的个人信息是否应该披露,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第9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开涉及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案件调查进展和处理结果,以及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整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大决策。也就是说,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只能公开那些涉及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案件的调查进展和处理结果。而卖淫嫖娼之类的案件显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重大案件”,无论基于何种目的,通过何种途径公开,都找不到足够的依据。公权力决不能“没有规定就可随意行事”,不可认为“法无禁止即可行”,而是“法无许可即禁止”。   
值得注意的是,据统计,2016年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共受理举报线索12万余条,各地共查办相关案件6600余起,其中刑事案件670余起,刑事处罚1300余人。在这样数量庞大的被查获的违法者中,受到向社会披露待遇的比例肯定是微乎其微的。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在如此大量的违法案件中,公安机关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选择将部分违法信息向社会进行披露的呢?这其中显然存在“选择性披露”以及同样的违法行为却受到不同的制裁的问题,说到底这还是一种选择性执法。   
当然,我国确实也有依法将违法信息公开的情况,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公布制度。法院系统通过在固定的媒体和网站上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限制失信被执行人的部分市场准入,来达到督促其尽快履行法院判决的目的。但这是对法院判决或者行政处罚强制执行的辅助手段,起到督促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作用。但卖淫嫖娼等违法行为大多都已依法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不需要再以公开的方式督促其履行义务。从这一方面来说,公布违法人员信息的必要性也值得怀疑。   
如何治理卖淫嫖娼涉及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比如传统道德观念,公民个人的生理与心理状态,民众的守法意识以及社会的管理水平等等,这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但是,这边曝光,那边却瞒着,这些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做法对于解决卖淫嫖娼问题,终究不是治本之策。而有关部门采取治理措施要避免背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亦不可损害当事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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