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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夫@立此存照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日志

 
 
关于我

我就是那个名叫章夫的中国男人。有人问我的名字出自何处,我说意即“写点烂文章的男人”。不少人(特别是女人)会不怀好意地变着声调叫我“丈夫”,弄得我经常不好意思。这里特别声明,那是误伤,我可没那些义务和责任。进出成都的机场叫双流机场,“双”者“二”也。不少朋友都说我们是从“二流”之地走出来的。但要特别说明的是,我章夫可是一流的哟。 我的QQ:1173026700 我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angfu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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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红二代”的草原人生  

2016-10-25 20:08:22|  分类: 图书选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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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场走出的另一个红军
(注:摘自《虔洁:流落红军及后代生存状态调查》第五章  命运交响曲)
一个“红二代”的草原人生 - 章夫 - 章夫@立此存照
 
蓝天白云和阳光灿烂,是高原上的最大特产。
两山之间宽宽的台地上,一排排整齐规则的藏式小院,有如老和尚的百纳衣那般编排得精致有序,镶嵌在美丽的高原上。
俄夺一家就住在其中的一个小院里。
进出的公路十分平坦,越野车可以一直开进小院的门口停下。这是四川近年来大力实施新农村建设,收到的良好效果。
俄夺看上去是一位极憨厚老实的农民,一脸的诚实相。第一眼看到他时,他满脸傻傻地笑着,上身着藏装,下身穿牛仔裤,典型的汉藏合一衣着,衬托出一张朴实的脸。虽然高原的阳光将他的脸早已晕染成古铜色,但一眼看上去,仍然能够发现汉族人的特点——那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感觉,从眼瞥瞬间,便可彼此心领神会,一览无余。
虽然出生在藏区,但仍可从他身上看出父亲的影子,已经是冬天了,他衣服最显眼的,还是最里层的白衬衣,十分夸张地露在外面,这一细节我们在其他藏族同胞的衣着上从未发现过。只有汉族同胞才有此习俗。
俄夺的好客也透出浓浓的汉式风格。在我们到来之前,热情的俄夺已经备好瓜子、酥油、糖果等物,招待我们一行远道的宾客。
屋子里充满了浓郁的藏式风情,虽然房间不大,但整洁有序。特别是接待宾客的厅堂里,一面墙上,很多格子一样的小柜子,像开中药铺似的,都打理得如俄夺本人一样,精精神神,十分干净。俄夺个子不高却很敦实,只是腿有些蹒跚,这里是四川大骨节主要病区。才见面我们没有细问,只装着没看见。
只见屋子里俄夺一人忙前忙后,问及他的家人,俄夺指了指屋外,说:“老婆在外面整理大黄,我们没有孩子。”
俄夺妻子名叫旦真措,是当地土族的藏族人,虽说夫妻俩没有生育子女,但户口登记册上却有个儿子。原来表哥家的孩子过继给他们,养子名叫俄尖足,养儿媳白玛措,已经给俄夺夫妻生了两个孙子。虽然儿孙也住在小院里,但俄夺似乎不愿多谈养子一家,感觉关系不是太紧密。
一个“红二代”的草原人生 - 章夫 - 章夫@立此存照
 
我们的话题很快落到他的父亲,流落红军旦真学身上。
父亲已经离开他13年了,但谈起父亲,俄夺的话明显多了起来,身为村支书的他表达能力不错,汉语说得也很流利,他也乐于回忆父亲的点滴往事,包括父亲当红军的情景。
旦真学本名叫谢世兴,1920年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六合场。
最初知晓“六合”二字,是在贾谊的《过秦论》里,有“及至始皇……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句子。“六合”者,上下和或西南北四方,即天地四方,泛指宇宙也。诗仙李白有诗云:“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得知真有“六合”这样一个地名,是在三十年前,因公差第一次到过那里。那时仍显荒凉,是人迹罕至之地,疯长的野草与树木将高山与峡谷围得严严实实,虎狼常常出没。直到明清时节,那里也没有个一场半镇。这样也好,正因为如此,它侥幸躲过了张献忠进剿四川的猎猎兵燹,历朝历代,还将不远万里而来的客家人挡在了山外。
直到1940年以前,仪陇县志对那里的记载,也仅有一句“清同治年间,设六合场”。
读书人眼里,这样一个世代偏僻甚至荒蛮之地,怎么也能叫“六合”?可不管怎样,六合就这样空穴来风地降临到这块偏远的版图之上,这个名字的来龙与去脉,至今在历史的故纸堆里难觅只言片语。
直到后来,听得一些地方文人猜测说,或许“历史的缺失大抵是那里山峰不伟,名胜稀缺,读书人几无,又离群索居、不与外界通往来之故”。
一个地方就像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一样,说不定哪天时来运转,就扬名天下。
一直不为世人所知的六合场,在踌躇之中走进了1915年。也就是这一年,老家距六合场仅二十公里的仪陇老乡朱德已经二十九岁,且远在云南蒙自地区的剿匪战场上,以一个中级军官的身份,探索着他后来成为红军之父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略战术。
此时的朱德当然不会知道,就在这一年的谷雨节,与他家乡马鞍场毗邻的六合场,一个叫韩家塆的山沟里,一户张姓人家的婴儿呱呱坠地了。
因为生在谷雨节,家人便将孩子的乳名唤作谷娃子。中国古老的农谚里,谷雨有雨,意味着风调雨顺。但这一时序的规律与亲人的美好祝福,却没有在这个唤名谷娃子的小孩身上体现出来。在生他的时候,母亲难产,并在他嗷嗷待哺的第七个月闭上了双眼,谷娃子对母亲没有任何感性的认知,大脑皮层仅留下一个亲情的符号而已。
贫困,饥饿,寒冷,凌辱……这一连串特殊的词汇,拼凑成了谷娃子的少年时光。直到他满十八岁那年,一支叫做工农红军的队伍出现在他眼前,他如饥似渴地扑了上去。那是1933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挥师入川,解放了六合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带领乡亲们打土豪、分田地、均贫富,这里的穷人们看到了盼头。谷娃子更是心里美滋滋的,“我要当红军”成为他最大的心声。
自此,张姓族谱上,那位“思”字辈的谷娃子,给自己正式地取了一个大名——张思德。
历经千百年寂寞的六合场没有想到,这个生于谷雨节的谷娃子张思德,不仅将对六合场的名称进行历史性的改写,还将一种平凡与伟大相糅合的精神,指南针一样地嵌入中国整整一个时代。
1940年,国民党政府改六合场为六合乡,而此时的张思德,已从血与火的战役,走过茫茫若尔盖大草原,尔后经历饥与寒的长征,一路高歌猛进直抵革命圣地延安,这位从六合场走出来的谷娃子真是命大,他不仅当过毛泽东的内卫,还与朱德一起种过菜。
当然,他生命中最后部分是在他炭。
1944年9月4日,陕西安塞县一座炭窑在雨在垮塌,舍己救人而不幸牺牲的张思德,感动了毛泽东及全体共产党人。
1944年9月8日,在革命圣地延安窑洞旁的枣园,特地为这位普通的士兵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萌芽于三十年代后期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已经成熟,当毛泽东登台的那一刻,他将蕴藏在心间多年的心里话水银泄地般一气呵成——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这就是影响了中国整整半个世纪的著名讲话——《为人民服务》。
此刻,默默无闻的六合场仍继续着一如既往的平常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六合乡”更名为“思德乡”时,六合的乡亲们方知道,他们中间出了一位了不起的士兵。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掀起了一股学习“老三篇”的运动,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和另外两个名篇一起,成为所有中国人必读必诵的篇目。
一夜之间,已经被更名为“思德乡”的“六合场”名扬神州,门庭若市。前来采访的,前来学习的、前来瞻仰的……络绎不绝,摩肩接踵。
直到今天,仪陇人仍骄傲地自称之为“两德故里”——朱德和张思德,并自豪地在民间广而告之——当兵要么当“天下第一兵”,要么就当“元帅”。
今天依然不甚富裕的仪陇县,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国家级贫困县榜单上的常客。对此,仪陇人也戏称“仪陇人缺钱不缺德”。
当然,这是题外话。
一个“红二代”的草原人生 - 章夫 - 章夫@立此存照
 
作为同乡,比张思德小了5岁的谢世兴,不知道当年与张思德是否相识。11岁从六合场走出来的谢世兴扛枪参军之时,张思德已经提前两年穿上红军军装了。
据说当时在红色苏区六合场,实行“两丁抽一”的政策,而谢世兴的哥哥因为已经娶妻生子,所以当兵的事只能由尚未成年的他去完成。
因为年龄太小,个子太矮,力气小,这时的谢世兴拿了枪就背不起背包,而背了背包就拿不起枪。常常会闹出诸多笑话来。更闹笑话的是,他后来跟随部队打到求吉后,有天夜里因睡过了头,第二天一觉醒来,发现部队已经走远了——他就这样掉队落伍,少不更事的他,稀里糊涂地进入了流落红军的行列。
从谢世兴的掉队,我们也可以想象当时红军管理比较松散,或许是情况千变万化,部队随时增额和减员已成常事。
谢世兴的“流落故事”跟其他流落红军的故事大同小异。
流落在若尔盖草原,茫然无所措,虽然年少,但一身“红色”军装的谢世兴在藏区依然特别“打眼”。只身一人不知如何藏身,他被几个当地藏人追赶得无处可逃。后来被追下河里,躲在一块巨石后面不敢露面。那是谢世兴当兵后最为狼狈的时刻。直到天色向晚不见人影,他才探出头来,恰逢岸边来了个僧人,抱着慈悲之心,僧人解下自己的腰带扔给他,把他救上了岸。重新换过衣服,谢世兴方能在这片草原存活下来。
就这样他来到了达拉沟,过了五六年的放羊娃生活,谢世兴逐渐学会了藏语,有了藏语交流,加上老天爷早已把他晒成了“高原红”,他不用担心被追赶了。
长期蛰伏下来的谢世兴,有了一个全新的藏族名字——旦真学。
爱情在高原是最浪漫的事,也是最现实的事。旦真学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对爱情和家庭的奢望显得遥不可及。但缘分终于还是降临到他身上,经人介绍,一位叫满拉措的藏族姑娘走进了他的生活。满拉措也是穷人家的女子,父母离世,只有一个哥哥,哥哥当家,按这里的藏式规矩,满拉措只有离开家门,满拉措比旦真学大三岁,结婚时哥哥将最远的一块地给了他们,算是嫁妆。
没有房屋,没有牛,人也不熟,夫妻俩靠跟人家换工和那块薄地艰难度日。
俗话说,活人不会被尿憋死。在谢世兴眼里,高原上的一切都是看得见的财富。通过自己的勤劳持家,艰辛努力,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可以容身的帐房。虽然简陋,但足以容纳下他们两人的喜悦,可谓其乐融融。
旦真学与满拉措夫妻俩一生共生有三个孩子,因为生活太过艰辛,他们只带大了俄夺一个男孩。
一直惦记着老家亲人的旦真学,时刻都想回到父母的身边,他无数次在梦中梦到父母和哥哥亲切的面孔,但因为条件太艰苦,他一直将这个愿望压在内心深处,家只能在想象的梦想之中。
刚刚流浪到草原的那些日子,他每每仰卧在草原上,望着天上的星星发呆,凝视着那些最大最亮的星星出神,他以为,那最大最亮的星一定就是父母和哥哥,那是他们在遥远的地方看着自己,每当这时,他的眼泪就不由得默默地流下来,一个本应无忧无虑的年纪,却承受人生最残酷的折磨,与亲人天涯相隔。
旦真学也曾多次试图走出茫茫草原,回到家乡,有几次都发誓动身,可走了一天一夜之后,还是没能找到家的方向。身无分文的他,还是只得回到了草原。
内心的极大痛苦和残酷无情的现实,不断磨炼着旦真学的意志与坚强。
这一切,都是俄夺从父亲的讲述中获悉的,俄夺说,父亲每每向他讲起当年的思乡之苦,讲着讲着都会泪流满面,他也不知如何安慰父亲。
思乡之情随着年龄的渐长,越发强烈。在经过了多年的准备之后,终于1978年得以成行,这年夏天,58岁的旦真学打算回老家仪陇县炉火场一趟。
一路旅途让从未出过远门的旦真学,真正知道了回家的路是多么艰难。
一个“红二代”的草原人生 - 章夫 - 章夫@立此存照
 
带着两个大包,从家里出发,俄夺一路送到县城,先是走了大半天时间方抵达阿西茸乡政府,这时父子俩就已经是累得气喘吁吁了,没有半点力气了。
第二天好不容易来到县城,赶乘若尔盖到成都的长途汽车,可这里的长途汽车不是每天都开行的,只有周末才有班。就这样,从家里出发旦真学花了一周时间,还只走到县城,也好,一直没有到过县城的旦真学可以看看若尔盖这个大城市了。
好不容易捱到周末,踏上了去更大城市成都的客车,500多公里的路程,路上得两天时间,夜宿汶川,一路旦真学一直将眼睛睁得大大的,有很多路段他似曾相识,他似乎记起了当年来时的路。两天两夜到成都,好奇的他一直处于兴奋状态,没有一丝困意。
成都更让他大开眼界,他真的不敢想象,世界上还有这么大的城市。实际上,用现在的眼光看,上世纪70年代末的成都,也只不过是一个大的县城,人口只有50多万。但在旦真学的眼里,他已经玄晕得不行了。
没工夫欣赏大城市的花花世界,他得赶紧买到回家的车票。可老天难遂人愿,成都到仪陇的路因下雨塌方,路断了不能通行。怎么办?旦真学急得不行,离开家已经快十天了,身上的盘餐也一点点变少。他心里有些着急,更让他心急的是,他成都的第二天他就生病了,住在车站简陋的招待所里,他头晕无力,拉肚子,折腾得不行,毕竟是近六旬的老人,成都的天气闷热,他一点儿也不适应,随时都有种胸闷之感,加之水土不服,他难受死了。
他生怕有什么意外,回不了他出生的那个老家,也一定要回到现在的这个有妻儿的家,绝不能把命搭在路途之上。于是,他果断决定,买票回若尔盖。
他心里很清楚,成都这个大城市不是他呆的地方,他一点儿也不适应,一点儿也不想多呆。他要马上回到妻子、儿子的身边。
朝思暮想的回家之愿,就这样半途而废结束了,留下了终身遗憾。
未能回到老家见到亲人的旦真学并没有完全死心,之前很长的岁月里,他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设法与老家的亲人取得联系——那是生他养他的根,他永远也不会忘记。
在信息不健全、不发达的年月里,要凭模糊的记忆与千里之外的人保持联系,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何况此时旦真学对家乡的记忆和理解,还停留在“谢世兴时代”的数十年前的30年代。新旧社会两重天,他记忆中的家乡地址早已物是人非——很大程度上已经抹去了“伪政府”时代的痕迹。可以想象,他寄出的信,何以能让亲人收到?所以,他的每一封信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当他意识到是地址出现了问题之后,他又多方设法寻找家乡的新地址,当他通过近20年的努力,得知自己小时候那个“炉火场”已被新的“思德乡”所替代之后的那一刻,他情绪激动,不能自已,多年的压抑在此刻得到完全的释放,哭得像当年受委屈的那个孩提般的自己——弄得一家人都莫名其妙。
让旦真学十分欣慰的是,他终于看到了来自老家的信息,他将那封薄薄的信揣在衣兜里,宝贝一样的珍藏着,视若生命。
原来,旦真学除了与家乡联系要获悉亲人的信息之外,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证明自己红军的政治身份。数十年前,不清不白的身份,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使他难以抬起头来做人。
这茫茫草原上,也没有人能知道他的经历,他的过往,他的苦处,他的情感。当他得知可以通过民政部门查证落实身份问题之后,他再也坐不住了。
终于,他的执着有了回报,辗转接到他的信后,他的哥哥经过与老家仪陇县民政局的沟通与调查,证实了当年那个“谢世兴”的参加红军的事实,后来,仪陇县和若尔盖县两地民政局直接对接,相互沟通后认定了旦真学的“流落红军”身份。
当旦真学手捧着那小小的红色的“流落红军证书”那一刻,两眼直直发呆,不禁喃喃自语:“政府终于承认我了。”“我也算得上功臣了。”“我死而无憾了。”
他流落草原几十年,历经千辛万苦,值了;他可以没有任何思想包袱,名正言顺地回家了;他可以自豪地对他的妻子、儿子讲述自己辉煌人生历程了……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已改鬓毛衰。由是,身体并不是太好的旦真学,开始了义无反顾的离家38年的回乡之途,虽未如愿,但此身足矣。
他的哥哥也可以跪在谢家祖坟上,上告慰先辈,下无愧子孙。

认定为红军中的一员后,上世纪70年代末,按相关政策旦真学可以领取相关生活补贴。初期是每月23元,到了上世纪80年代,增加到每月80元。2000年涨到一年1560元。
2003年6月17日,旦真学去世,享年83岁。民政部门给予一次性补助1674元。
因流落红军享受的政策补贴仅限于本人,遗孀和后代都不能享受。所以这那份象征性补贴在旦真学去世之后即停止。
俄夺告诉我们,一生未能告老还乡,成为父亲人生最大的遗憾。入乡随俗,早已融入这片土地,也早已融入藏族生活的旦真学,弥留之际特嘱,我们无源看到其墓地,按照藏族风俗天葬。
更让我们遗憾的是,旦真学走得十分彻底,竟未留下身前任何物什,连一张照片也没有。
父亲留下的唯一一件遗物,是一本鲜红的“定期定量补助证”,是若尔盖县民政局专门发放给流落红军的,那本“若尔盖县民优(98)第01号”的证件上,我们看到了旦真学活着的时候,在不同的年份领的“定期定量补助金”,最后一次是2002年签字的金额:“全年1560元(每月)130元”。
现年59岁的俄夺的生存状况不错,他应该算是村上有头脑的,他当过两届甲供尼巴村村支书,前后任过村会计也有二十多年,现在村干部月工资收入有1104元。
因为有一个“流落红军”身份的父亲,2005年俄夺建房时得到5万元补助,现在他的小院住房看上去也还不错,算是殷实人家。
俄夺很是开朗健谈,是我们见到的流落红军后代比较容易交流的,他带领我们参观他的小院,院子里摊晒着从地里收回的大黄,还有一部分山上采回的药材。一个小型太阳能支在地上,供屋子里照明。
见我们问东问西,俄夺也扳着指头给我们算他的四笔收入账——
一是退耕还草补贴,每年大约有5000余元。
二是低保每户一年可领1104元。
三是家里有10多亩地,种油菜,青稞。
四是剩余的土地种植大黄,为期5年可收上万斤,每斤1元6毛。
我们粗略给他做了一个加法,按他夫妇两人计算,这个数目在当地已经是小康水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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