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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夫@立此存照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日志

 
 
关于我

我就是那个名叫章夫的中国男人。有人问我的名字出自何处,我说意即“写点烂文章的男人”。不少人(特别是女人)会不怀好意地变着声调叫我“丈夫”,弄得我经常不好意思。这里特别声明,那是误伤,我可没那些义务和责任。进出成都的机场叫双流机场,“双”者“二”也。不少朋友都说我们是从“二流”之地走出来的。但要特别说明的是,我章夫可是一流的哟。 我的QQ:1173026700 我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angfu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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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风险威胁下的农村困境  

2016-07-31 10:11:56|  分类: 东抄西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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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风险威胁下的农村困境
这个夏天,中国南北相继进入强降雨模式,暴雨导致了严重的防洪抗洪压力,给民众带来巨大的生命财产安全威胁。而在这些受影响区域广泛的洪灾背后,同样也有被忽视却令人担忧的社会背景需要关注。在北方的洪涝中,由官方公布的死亡名单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10岁以下的儿童和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的就是身患残疾或行动不便的残障人士,以及一些中年妇女,这也意味着,在此次洪灾后被夺去生命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妇幼。而在南方和洪水最深影响的也是这个群体,尤其在抗灾防灾一线,除了政府工作人员与抢险救灾部队官兵等,往往也都只有农村留守的老人等,年轻人则踪迹难寻。
这些都意味着,在当前这个风险社会里,缺少青壮年的部分农村,原本就是弱势群体的老弱病残幼被推到风险最前线,愈加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尽管在信息化社会,各种便利的通讯工具为规避风险带来了很大帮助,但这个群体恰恰又是信息社会的信息贫困者。最重要的是,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前的农村治理体系面对各种风险是很脆弱的。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重视风险危害背后的整个农村治理结构完善。
空心化下的不设防乡村
近几个月深入农村的所见所闻给记者带来很深的感触。借作为志愿者参与河北省钻石公益基金会针对农村空巢老人的公益项目实施的机会,记者十多次深入河北全境多个偏远乡村,所见到景象,都是沉寂的乡村,生活在乡村的都是老人、小孩,和小部分的中年留守妇女,他们成为乡村的坚守者,包括村里的村委班子,也基本上是老年人担当主力,几乎没有一个中青年男劳动力的身影。在南方的抗洪中同样如此,一些媒体与观察者也提到,现在和政府官员或官兵一起抗洪的,也就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了,年轻人都不在村里,无法参与到抗洪到第一线,与1998年抗洪时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当前南北洪灾的这些个现状,可以说反映出了当前中国农村相当普遍的严峻现实。长期以来,农村青壮男劳力是抗灾防灾减灾的主力,守河堤、护山林、保治安等,他们对于村落与家庭,起到很大的保护与自救功能。但随着农村空心化,大量青壮年进城,如今,在日常里,河道堵塞没有人疏通,垃圾成堆;山体裸露也没有人去种植植被,这些在暴雨之下,就加剧了洪涝、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的可能性。
在此般情境下,部分以“99、38、61”(老人、妇女、儿童)外加残障与行动不便者为主的农村,在各种灾害与犯罪面前,几近不设防,面对长驱直入的灾害和罪犯,没有多少自救能力。这也意味着,我们现在将大量的弱势群体,放在了广袤农村的各种灾害风险的最前沿,而他们抵御能力薄弱,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抗灾防灾能力薄弱,无疑加剧了灾害的伤害程度。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村村通公路”、“村村通电话”等项目的推动,令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有了极大提高,在应对灾害风险过程中,这些基础设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缺乏常设性的综合性公共危机管理机构和应急预案,脆弱的农村公共卫生体系(最明显的体现是很多村庄连乡村赤脚医生都几乎没有了),成为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瓶颈。加上基层政府危机意识相对淡薄,应对公共危机能力不高,难以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冲击。还有对于村民的防灾应急教育在农村缺失严重,这也导致农民缺乏自救、救护的防灾意识。这些都让农村在灾难面前难以有效抵御。正如一些专家总结的,中国的问题是“高防范的城市,不设防的农村”,从响应次序上说,从领导层向基层自上而下推进得比较迅速,而农村这样的基层单位面对灾情显得准备不足。
数字鸿沟时代的信息贫困
在当前的灾害预警中,随着进入信息化时代,现代互联网工具如智能手机、电脑等成为传播各类风险预警与通讯的高效渠道,短信、微博、微信等通讯方式的使用成为主要的信息传递手段。但在这个信息化获得诸多便利的背后,还有信息化下“信息贫困”的产生,这个信息贫困,又是三层因素等叠加,一是农村在信息化基础设施上远远落后于城市。国家信息中心《中国数字鸿沟研究》课题组所做的《中国数字鸿沟报告2013》分析得出,2012年中国数字鸿沟总指数为0 .38,表明仍然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中国数字鸿沟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2012年城乡数字鸿沟指数为0 .44(即表明农村信息技术应用水平比城市落后44%),表明城乡之间仍存在着明显的数字鸿沟。二是山区与内陆的中西部地区,比起沿海地区又有另外一个层面的差异。三是在信息化的人群上,老弱病残妇幼群体在信息化工具使用方面,比中青年人的信息化程度低很多。这些因素叠加,导致了数字鸿沟的村庄,让老弱病残幼无法第一时间利用信息化工具增加抵御风险的能力。
数字鸿沟是互联网领域一个社会学议程,在信息时代,数字鸿沟会造成与物质匮乏等完全不一致的新型社会贫困,即信息贫困。美国商务部的“数字鸿沟网”把数字鸿沟概括为:“在所有的国家,总有一些人拥有社会提供的最好的信息技术。他们有最强大的计算机、最好的电话服务、最快的网络服务,也受到了这方面的最好的教育。另外有一部分人,他们出于各种原因不能接入最新的或最好的计算机、最可靠的电话服务或最快最方便的网络服务。这两部分人之间的差别,就是所谓的‘数字鸿沟’。处于这一鸿沟的不幸一边,就意味着他们很少有机遇参与到我们的以信息为基础的新经济当中,也很少有机遇参与到在线的教育、培训、购物、娱乐和交往当中。”
学者纪秋发在其著作《中国数字鸿沟》中提出,数字鸿沟本质上是一种利用信息、知识和技术处理与创造财富能力的差距,在普及和扩散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平衡状态会带来新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化。
因此,在现代风险社会中,农村依然是一个信息洼地。像这次北方导致严重后果的洪灾,官方在微博等平台提早发布了一些信息,但这些信息显然是传递不到这些群体中的,而传统的通知模式又滞后了,就导致悲剧的发生。数字鸿沟下的信息贫困,也就意味着这群人在各种风险面前,在信息获取方面也落后于其他人,更进一步失去自我防护能力,成为现代风险社会的绝对弱势群体。
这也对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在重大灾害信息发布和救助等方面,除了群发短信、广播电视、微博微信等通告之外,更要针对现实特殊状况,做到以传统的方式为主,真正深入到每家每户,第一时间帮助他们脱离危险,确保民众的生命安全。
构建新型社会自治形态
在这次洪灾中,有人说:“洪灾背后是社会学问题,要允许居民自组织的乡绅领袖,重建社区自治,守望相助。在旧社会,家家都要派壮丁守河堤,哪能全指望政府?如今政府是全能政府,过多过细地大包大揽,群众万事不知情,不参与,基本失去了自理能力。遇到灾难,政府工作人员疲于奔命,出现错漏是必然,而一错漏就是大难。”
但这个是伪社会学说法,随着传统的消逝以及社会形态的急剧转变,现在的农村环境早就不是以前了,很多地方只剩老弱病残幼,哪里去派壮丁?村领导很多是上了年纪的老头,哪里来乡绅领袖?
所以要重建农村社会的治理结构,不是回到老路上去,而是要向前看,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方向,重新构建新型的社会自治结构。具体来说,针对空心化、农村风险应急体系建设等问题,要有细致的不同的解决方案。
首先在解决空心化问题上,从宏观上分析对策的话,要解决根源性的问题,即更好地建设乡村,增强乡村各方面的吸引力,让农村成为青壮年返乡就业创业的热土。另外就是加快城镇化力度,让进城农民名实相符地公正享受各项城市应有福利,加快户籍改革、社保改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让更多的乡村老弱病残幼能够和离家的家中青壮年团聚,不再骨肉相离孤立无援。
在风险应急体系构建上,要信任社会的力量,让全社会都作为抗灾减灾防灾的参与者。具体模式上,就是要多鼓励致力于乡村服务与建设社会组织的建立,把社会的自我治理能力真正发挥出来。尤其鼓励本土的草根公益组织,在救援和灾后重建,以及日常的社会参与中,都能发挥重要价值。
农村治理与乡村社区建设方面,在政府无法面面俱到地介入的现实下(往往介入越多,村民对于政府的依赖越深,越不利于农村社会自我治理的形成),则要对民间自发起来的社会组织持有更多开放心态与支持力度。一个好的社会的运作,除了政府应负的职责之外,就是要促进社会自我治理的能力提升,最广泛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只有更多本土的草根社会组织崛起,才能填补当前农村空心化导致的村落的抗灾与自救能力的缺乏。
这个建议是基于近年来民间力量的崛起,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比如在这次南北洪灾中,就有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壹基金等公益组织的救援队第一时间到达灾区,进行救援、物质援助等,这些救援的公益组织,尤其是各个救援队与志愿者,在很多灾难中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成为冲锋陷阵的专业力量,收到良好的效果。
另外,随着社会文明程度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公益,热衷于奉献爱心、发挥利他精神,从事乡村社区营造的组织与人士也越来越多,这些都是能够重新焕发乡村生机的直接力量。有意识地返乡,立志用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反哺家乡、扎根家乡发展的年轻人现在也越来越多。
有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和明显的现象,一个地区的民间社会组织越活跃,就越具备灾难的防御、动员、救援等能力,能够很快地投入风险抵抗。中西部包括河北、河南等华北地区,社会组织力量薄弱,民众对于政府的仰赖程度深,自我治理能力比较低下,政府就变成了大包大揽的全能型政府。但无论多么全能的政府,在风险频发的时代,总是难免百密一疏,一旦疏忽,后果严重。这就相当于一个互相影响的恶性循环逻辑链,这个循环转得越久,越会加剧灾害后果。
由此,就需要建立更有活力与生机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机制,走出这种政府管得多导致民众缺失自我治理能力,而缺乏自我自理能力,又更加依赖政府事无巨细的服务这种恶性循环。社会组织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救灾时的广泛动员和全社会关注,更艰巨的挑战是在长期的灾后重建,这需要常态制度化的社会组织扎根乡村,慢慢重新构建新型的社会自治形态。
在每次灾害具体原因寻求与责任追究之外,必须在宏观社会层面反思,从长期的社会发展中,相应推动政策与机制的改善,逐步完善社会机制,推动社会建设,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灾害的危害性。南方都市报 2016.07.31张天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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