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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夫@立此存照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日志

 
 
关于我

我就是那个名叫章夫的中国男人。有人问我的名字出自何处,我说意即“写点烂文章的男人”。不少人(特别是女人)会不怀好意地变着声调叫我“丈夫”,弄得我经常不好意思。这里特别声明,那是误伤,我可没那些义务和责任。进出成都的机场叫双流机场,“双”者“二”也。不少朋友都说我们是从“二流”之地走出来的。但要特别说明的是,我章夫可是一流的哟。 我的QQ:1173026700 我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angfu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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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史记 201602:藏礼于器,祖先遗存下来的规与矩  

2016-02-03 10:01:59|  分类: 看历史专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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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史记 201602
    藏礼于器,祖先遗存下来的规与矩
章夫

法国雕塑家罗丹被誉为19世纪世界最伟大的雕塑家,他其中有一件著名作品青铜雕像,塑造的是一个刚刚苏醒、双眼惺松、身体欲动、充满力量、正欲迈步的青年男子。对这件青铜雕塑,罗丹曾诗意地形容,这缓慢地从深深的梦乡里的苏醒,意味着人类刚从蒙昧、野蛮的状态中解脱出来,逐渐具有了清醒的意识,并即将进入文明智慧时期。
罗丹不愧为洞穿世事的艺术家,他仅仅用一件作品就形象地诠释并勾勒出了青铜器所走过的3000年苦旅。最初原本用来煮食的金属器皿,逐渐演变为最神圣的礼器供上祭台,到后来,随着时代的缤纷异彩瑰丽多姿,又回归凡尘融入世俗生活。

具体来说,青铜器发蒙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古代史研究专家李健民认为,青铜时代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夏代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初始期,商晚期是青铜时代的兴盛期,西周是青铜礼器制度的成熟期。至秦汉时期,青铜器赋予礼器的比重大大减少,已经逐渐衍化为贵族乃至百姓的生活用品。真应了那句古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我们不妨借青铜器这个远古的文化符号,普及一下我们不熟悉的文化历史知识——
遥想3000年前的“公元前”时代,那真是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庞大的青铜器家族。那些门类众多,形状怪异的青铜器,根据用途的不同,大体分为酒器、饮食器、水器等。盛大的祭祀场合中,祭坛上会陈列出爵、觚、尊、卣等大小错落的各种酒具,盛满酒浆,烹煮好的祭肉从大鼎中取出,盛在小鼎、簋等器具中,供上帝饮馔。
爵、角、觚、觯是饮酒器。其中爵和角为三足器,便于生火加温。觚和觯为圈足器。酒器中的很多器类,都是从这两种造型衍生发展的。而斝的形体比较大,是用来给酒加温的。尊、罍、壶、方彝和兕觥主要是盛酒器;盉用来调水于酒。
饮食器的分工也极其严格。鼎是煮肉用的;鬲可以煮粥或盛粥,它的袋形腹可以扩大受火面积,较快煮熟食物;簋可以盛放黍、稷、稻等饭食;甗用作蒸食物,分上下两部分,上面用来盛放食物,下面用来煮水,中间有箅可以通蒸气。
商时多以酒器为主,周时多用食器祭祀。历史学者易中天以此形象地解读,商人请神喝酒,周人请神吃饭;商人是酒鬼,周人是食客;商灵性,周理性;商浪漫,周严谨;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
这就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光辉的一页——青铜时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重要标志,青铜器把人类拉进文明社会,同时也铸就了中国古代灿烂的青铜文明。
我们的祖先,在这个人类全新的青铜时代,用艰辛和智慧,走出了一条让后辈望尘莫及的青铜之路。

夏商周三代中,经过夏朝的铸炼,到商朝达到高峰,西周则更加丰富。而能够遗存下来供我们今天膜拜的,商代青铜文明最为辉煌。
欧洲、美洲和西亚诞生的青铜器,多以面具、人像、生产工具为主。商朝的青铜器却多为重型礼器,然而体量最大、造型最庄严的,却是方鼎,它们用庄重的造型传递着神圣感。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后母戊鼎了,这件高1.328米,重875公斤的巨型之物,是世界上迄今出土最重的——被专家视为殷商时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的代表。
庞大而华贵的后母戊鼎要告诉世人,那些庞然大物的背后,共同指向一个关键字——礼。
古代中国,祭礼的形式,不但是“情感—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政治”性的。《礼记·祭统》有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是言祭为礼之大者也”。祭礼之中的祖先祭祀,既是为人子孙慎终追远、报本反始的道德行为,又是一家一族敬宗合族、确认人伦的共同活动。
用规范化的青铜器系统来表现祭祀中虚幻的“礼”字,实际上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权力分配与等级评定的一种表现。这个系统直观、实用、一目了然且易于复制。商周的青铜器在鼎中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虚幻”的思想: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平民则不许。
一部专门为祖先服务的《周礼》沿袭千年,一丝不苟地规范了青铜器的功能。
青铜器与礼乐文明,见证着器与道的融合与悖反。尽管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克己复礼”,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姬周政权,维持封建秩序,但此时人的努力、人的力量、人的意识已经开始觉醒,他们至少清楚,内心的平静祥和才是社会最好的稳定器。为了追求心中和世俗的稳定,一代又一代的君王们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正因如此,泱泱中华上下五千年,才形成了自身的历史周期律:夏有“少康中兴”,商有“武丁中兴”,周有“宣王中兴”,汉有“光武中兴”,历史行至南北朝时期,最为著名的有“孝文帝中兴”,唐有“元和中兴”,宋有“建炎中兴”,明有“弘治中兴”,清有“同治中兴”,正应了那句古语:“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或许这就是帝王将相从那些冷冰冰的青铜器中,所悟出的“天命”。
社会秩序是维护国家稳定的基石,现代社会称之为“法”。而在古代甚至远古时代,法都是服务于礼的。“以礼治国”是古代政治的独特之处,倘若追“礼”溯源,最早便是被凝固在绝无仅有的大宗青铜礼器之中。
活跃于夏商周三代的青铜之路,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主要是由西向东传播青铜与游牧文化。由东向西传播丝绸与定居农业文化的丝绸之路,繁忙于汉唐宋元时代,却史不绝书、汗牛充栋。
可以说,最初是青铜之路诱发了丝绸之路,而到后来丝绸之路则取代了青铜之路。而诱发青铜之路的,是更为悠久的玉石之路,那应该是人类文明的婴孩时代。
这一传承与逻辑,可以从古蜀国三星堆辉煌的青铜文明一览无余。李白的千古名作《蜀道难》反映了远古时中原人对古蜀国的直观认识,由于交通的不便和地理上的距离,古蜀国文化与中原文化一直保持着神秘的距离。但诗人没有想到的是,他过世一千多年以后,在成都几十公里外一个叫三星堆的村庄,一大批人们闻所未闻如天外来客般的青铜神器得以重见天日。更让这位大诗人难以想到的是,远离中原的西南一隅,竟存在有如此辉煌发达的古代青铜文明。这里出土的青铜神像、青铜人像、青铜大树、青铜动物。造型大,造型怪异。古蜀人用青铜器表现了人和神交流的全过程。而正是古蜀国灿烂的文明,走出了一条独辟蹊径的南方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要比后来举世闻名的北方丝绸之路要古老得多,丰富得多,艰辛得多。
考古是我们认识远古最直接也是最唯一的证据,一次次重大的考古发现,重新丰富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版图。从三星堆等级森严的那一件件带着热血的冰冷之物,我们可以看出,青铜器早已成为物质性标注等级秩序的礼制符号。
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之外,还有不少来自印度洋的贝壳。不难看出,商朝的古蜀国,文明触觉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那是一种我们至今难以想象和企及的高度文明,与三星堆接踵的金沙遗迹文明,亦不泛灿烂与辉煌,数十年前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被钦定为中华文明标志,就是最好的明证。三星堆留下诸多的谜团,科技发达的今天我们都未能完全读懂,还有谜团重重的巴蜀图语,也成为世界各路专家无法解读的人类文字未解之谜。
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起始点,三千年成都的特色鲜明而厚重。

出生于德国的历史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在上世纪80年代两次访问中国后,颠覆了沃勒斯坦以欧洲为中心论述世界体系的理论,提出“世界体系不是500年,而是5000年”之说。早在5000年前的青铜时代,中国与西亚之间就开展了以青铜、牲畜和粮食为主要符号的文化大交流,形成了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
夏的质朴,商的绚烂,周的儒雅,汉的强悍,唐的开阔,全都融进了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礼器之中,虽然这些已成昨日过往云烟,但在时间长河中仍泛着瑰丽和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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