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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夫@立此存照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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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我就是那个名叫章夫的中国男人。有人问我的名字出自何处,我说意即“写点烂文章的男人”。不少人(特别是女人)会不怀好意地变着声调叫我“丈夫”,弄得我经常不好意思。这里特别声明,那是误伤,我可没那些义务和责任。进出成都的机场叫双流机场,“双”者“二”也。不少朋友都说我们是从“二流”之地走出来的。但要特别说明的是,我章夫可是一流的哟。 我的QQ:1173026700 我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angfu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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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出晚清政商关系困境?  

2015-09-20 10:17:11|  分类: 鸡零狗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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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出晚清政商关系困境?
政商收放定律
  吴思(著名作家、历史学家):从官的角度来看,“商”大概就和牛羊差不多。古代官员们自称“代天子牧民”,牧的是“士农工商”。“商”是官员所牧的经济价值比较高的物种。如果大家的日子过得不好,需要让牛羊长得肥点,加速繁殖,就要放一放,让它们有更多的自由,更宽广的草场,自由自在地吃草喝水。牧人要对牛羊照顾得周到一点。如果牛羊肥了,或自己的手头紧了,那时候再宰杀几只也不迟。
  官控之下的官商关系,我猜有这样收放的定律:如果大家的日子过得比较紧,那就无为而治,轻徭薄赋,让他们发达起来。这是“放”。放得比较厉害了,再放的空间就有限了。“收”的利益渐渐大于“放”的利益的时候,就到了一个转折点,官就开始倾向于“收”。每收一点都是巨大利益,比如多收一点税、多加一点市场进入的门槛。官家的或者国有企业或者官办企业,在市场进入的范围内做一点垄断经营,利益巨大。根据历史上的一些案例,就能看到好像有两道线:低于那道线就开始放,到了另一道线就开始收,形成了波浪形的收放曲线。我要确认这个假说需要更多的史实支持,如果证实了,那大概就是官商关系的一种定律,从官对商的控制角度看可能有这么一个关系。
  但是现在出了一个新情况,就是牛羊可以跑了——移民。这时候就需要拿出一些让他们放心的东西:一是提高市场经济的纯度,一是提高司法公正的纯度。我觉得这可能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国际的背景下,老板可以“用脚投票”的条件下,推出的一个新政商关系的均衡点。
  商人刘学询的“黑红白”三条路
  刘学询黑白红三道通吃。刘学询是一个商人,他面前有三条路:黑道、白道、红道。那我们就看看这位商人,分析这位商人的各种选择及其利弊。刘学询是一个赌商,这种身份有点特殊。商人的一般利益在于,第一,财产保护。第二,市场尽可能开放。赌商虽然要求财产保护,但不要求市场开放。这是赌场生意的特殊性。
  就一般意义的商人来说,黑白红这三条道,都是可以选择的道路。白道,处理好跟官家的关系,这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红道则是白道走不通的时候的选项。如果跟官家的关系处理不好,如果商人对官家绝望了,就像牛羊面对定期屠宰的绝望一样,那么,商人就会考虑走红道,像法国大革命中的第三等级一样,集体起来闹革命,换一个政府,最好让官家听资本的指挥,由资本控制起来。这是资本的集团利益。所以走红道也是商人的正常选项,在历史上就是搞资本主义革命。
  当然闹革命的风险很大,需要准确的利害计算。资助某些合法的NGO或许还行,如果资助海外民运,官家来查税也能查死你,所以不能轻易地干这个事。胆子大点或许可以悄悄地干,比刘学询的调子还要低。这是第二条路,在官商关系处理不好的情况下逼出来的路。
  第三条路就是黑道。商人追求利益和安全。从追求利益的角度看,什么手段盈利高,就应该采用什么手段。垄断盈利高就争取垄断,黑道盈利高就走来黑道,当然也要考虑安全问题。总之是利害计算问题。
  在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正常的海商,忽然开始抢劫。有一段时间,商人既是海盗又是商人,还兼走私者。在欧洲历史上这是很寻常的什么身份获利大就进入什么身份。走私盈利就走私,走私风险大,合法经商盈利高,那就合法经商。如果抢劫合算,风险不大,就在方便的时候抢一把。对于海上的商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利益比较的问题。这个道理对于商人是普遍适用的。
  总之,雪珥摆出来的这三条路:红、白、黑,究竟选择哪条,取决于利益大小。而利益大小,又取决于约束条件,尤其是制度条件。各种权利保护程度如何,市场准入程度如何。在特定制度约束下,哪个利益最高就选哪个。在晚清的制度条件下,三条道都能选,哪种风险都没有大到不能走的程度,于是刘学询就三条道一起走。
  资本局部蜕变的“一个人的革命”
  秦汉以来的中国是官家主义。什么时候资本说了算,资本主义革命就完成了。但是资本在中国始终未能摆脱牛羊的地位,只不过是长了犄角的牛羊,可以跑到海外的牛羊。事实上,许多牛羊在某个局部已经成了狮子老虎,成了某个山头的山大王。我把这种局部发生的革命称为“一个人的革命”。
  一个普遍现象是,某个官员吃饭的时候,通常坐着一个买单的老板。很多官员都有几个给他买单的老板,反过来,很多老板都认识几个官员,他们之间建立了很紧密的官商关系。老板给官员的孩子出国留学掏钱,给他们家装修甚至买房掏钱,两个人关系很铁,官员的很多私事老板就给他办了。如果商人要办事,官员可以给予政策照顾,在行政上可以加快审批,一路绿灯。万一上了法院,可能帮他打个招呼。在这个局部,老板实际上成了老大,而官员实际上成了老板的代理人。我把这种变化称为“一个人的革命”。当代政商关系已经发生了调整,资本已经在许多地方说了算。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因为在这种关系中,官商双双获利。对老板来说,收买官员很合算,很便宜。某个官员不好说话,要价太高,商人可以去找另一个。县长要价高,我去找书记。书记不行我去找某个常委。这里的常委全不买账,还有上级领导,还可以去找常委们的领导。这种官场竞争关系,可以保证官员的开价不会高得离谱,于是老板就可以很便宜地完成一个人的革命。但是,官员的保护,优惠政策,价值是多少呢?生意越大,政治投入的收益也越大,这是正比关系。反过来说,如果老板不走这条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路,非要走红道,政治风险立刻大增。
  但是,一个人的革命虽然短期合算,长期却未必。第一,官员的任期并不长,新官来了,老关系就可能作废。第二,收买官员是非法的,属于危险的关系。一般来说,老板们不缺钱,家产千万甚至上亿的,最缺的是安全。可是,为了多挣一点钱,反而要冒险玩命,这是不合理的。万一某个官员进去,他也可能被牵连进去。老板在市场风险之外,又被迫担负了官场内斗的风险,政治风险。可是,不走这条路,其他路又不好走。这就是民企老板的困境。在这种格局里,未来将如何展开,走向是什么,官商关系的新均衡状态是什么样,政商关系的出路何在,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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