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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夫@立此存照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日志

 
 
关于我

我就是那个名叫章夫的中国男人。有人问我的名字出自何处,我说意即“写点烂文章的男人”。不少人(特别是女人)会不怀好意地变着声调叫我“丈夫”,弄得我经常不好意思。这里特别声明,那是误伤,我可没那些义务和责任。进出成都的机场叫双流机场,“双”者“二”也。不少朋友都说我们是从“二流”之地走出来的。但要特别说明的是,我章夫可是一流的哟。 我的QQ:1173026700 我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angfu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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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之鉴30(蜀地鉴05):《一代宗师》宫二原型“民国侠女”发起“一元献机”运动  

2015-08-18 10:02:42|  分类: 2015抗战之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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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万人口的合川县,三个月内捐出45万元,购买了三架战机,全国绝无仅有。
 从合川到全川 “一元献机”运动 川流不息
   出生于1905年的施谷兰,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叫“施剑翘”。因为立志为父报仇,作诗“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而改名剑翘。在10年精心准备后,施剑翘成功刺杀军阀孙传芳,名扬天下,被称为“民国侠女”。
  “民国侠女”另一件广为流传的事迹,是在当时的四川合川县城发起“一元献机”运动,并引发全四川的民众自主献机风潮。
  1941年2月8日凌晨,合川县城。天还没有亮,36岁的施剑翘就出门了。风过寒枝,雾锁大地,施剑翘一行人打着火把,渡过迷蒙的嘉陵江,冲寒前进。
  他们的目的地是合川富豪李佐臣的别墅——李家老寨子。李佐臣及其膝下二子,为其所感召,捐款3000元(法币,下同)。另外,当天施剑翘还成功说服一名乡绅捐款3000元,军粮四百五十担。
  这只是四川献机运动的一个缩影。在首先由合川开展的“一元献机”运动中,只有74万人口的合川县,三个月内就捐献出45万元,购买了三架战机,全国绝无仅有。

抗战之鉴30(蜀地鉴05):《一代宗师》宫二原型“民国侠女”发起“一元献机”运动 - 章夫 - 章夫@立此存照

 

  2015年8月18日  成都商报记者 胡挺 摄影记者 王红强

  启幕
  《一代宗师》宫二原型 “民国侠女”发起“一元献机”
  7月15日,重庆合川区久长街。
  这里是合川繁华的商业步行街,高楼鳞次,霓虹闪烁,穿着时髦的美女来往穿梭。在这繁华的中心城区,一面黑底白字的纪念墙依然矗立。尽管由于岁月的冲刷,纪念墙上的字迹稍显模糊,但隶书写就的“七二二纪念碑”六个大字,在阳光的照射下,仍然颇为醒目。
  这是合川人痛的记忆,也是献机运动的发端。
  1940年7月22日,108架日机飞抵合川县城,分三批对县城进行轮番轰炸。合川区史志办副主任杨成术说,这是合川县城遭受最惨重的一次轰炸。“当天,日机共投掷重磅炸弹和燃烧弹500余枚,同时战机低空俯冲,用机枪扫射平民。三分之二的县城在当天的轰炸中沦为废墟,约700人丧生,受伤者超过千人。”
  今年77岁的龚思全老人,曾是这场轰炸的亲历者。1940年,老人才两岁多,龚思全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轰炸当天,县城最高的建筑钟鼓楼上挂出了红灯笼,姐姐背着他往乡下跑。“我们隔壁一家人姓蒋,是卖干货的,空袭来临时,他们没有跑,以前空袭他们跑过几次,这一次他们说不想跑了。空袭结束后,这一家人全部死了。”
  这只是合川县城遭遇的其中一次空袭。从1940年5月到1941年8月,合川共遭遇了9次空袭。其中,1941年8月12日至23日,短短11天时间里,就遭遇了4次空袭。而9次空袭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当属1940年7月22日当天的空袭。
  频繁的空袭并没有摧毁合川人民的抵抗意志,反而激起了人民的抗战热情。7·22轰炸后,当时旅居合川、素有“民国侠女”之称的施剑翘,开始筹备“一元献机”运动。
  王家卫执导著名影片《一代宗师》中章子怡饰演的“宫二”,原型就是施剑翘。施剑翘原名施谷兰,1925年,施谷兰的父亲施从滨被军阀孙传芳斩首,当时年仅20岁的施谷兰立志为父复仇,并改名剑翘。十年后,经过周密策划,施剑翘独身一人在天津将孙传芳刺死,后向警方自首,全国轰动。1936年10月14日,在施剑翘入狱11个月后,时任中华民国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将其赦免。
  1940年,施剑翘随母旅居四川合川县,目睹了日机轰炸县城的惨状。“日机在我国领空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这一切都因为我们缺少自己的战机。如果每个人能捐一元钱出来购买战机,日本飞机还能如此猖獗吗?”施剑翘找到当时合川县县长袁雪崖,提出“一元献机”的构想。这个设想,立即得到合川各界人士的支持。
  1940年12月7日,在合川遭受第四次轰炸之后,合川县各界筹献“合川号”飞机筹募委员会正式成立,推举县长袁雪崖为主任委员,施剑翘为指导长。会上决定在全县发起“一元献机”运动,即全县各乡镇小康之家8岁以上人口,每人劝募1元购机款。
  轰轰烈烈的四川献机运动,由此拉开帷幕。

  筹款
  个人最高捐款来自农民 捐出了约40亩的田产
  民众的捐款热情,远远超出了筹募委员会的预料。
  献机运动的首个捐献者,是合川县第三区的区长廖新泽和乡绅张蜀瞿,两人的捐献额一样,都是九石两斗黄谷。
  在12月中旬的一次宴会上,施剑翘提到了一元献机。话音刚落,廖新泽就主动认捐一年的田租收入九石两斗黄谷,以支持献机运动,当时在宴会上的张蜀瞿见状:“有这样急公好义的区长,不能没有急公好义的公民”,当即表示认捐相同数额的黄谷,为献机运动开捐赠先例。
  据合川区史志办副主任杨成术考证,当时在合川,特指的一石黄谷,按现在的计量方式来算,大约是400斤,九石两斗黄谷,大约是3680斤黄谷。
  城区的富商一次性就认捐了23700元,其中何达九、郑产之各捐5000元。当时的合川豫丰纱厂职工,一天就捐献了15000元,相当于全厂职工3天的工资。
  1941年2月8日,合川县城老剧院内,京剧《捉放曹》正在上演,台下密密麻麻坐满观众。这并非一场商业演出,而是慈善义演,所有款项将捐入献机专款。演出从2月7日开始,持续三天。
  尽管2月4日,合川县城才遭受日机轰炸,慈善义演仍然没能阻挡人们的热情。5元一张的普通票,150元一张的荣誉票早早售罄。京剧名角李风楼担纲演出主力,当时,他身患重病,仍坚持出演,演出结束后,差点倒在舞台上。合川县国立二中、瑞山小学师生也自编自演话剧,为献机筹款。三天的义演,共募得捐款40000多元。
  为了宣传献机运动,施剑翘几乎走遍了整个合川县。1941年2月,在从太和镇去隆兴镇的路上,她遇上暴雨,衣衫尽湿,又步行30里地,来到隆兴镇。还未来得及烘干衣服,就去了隆兴镇的秦家寨子,这里住着镇上的大家族,秦姓一族。原本以为要费一番口舌才能募到捐款的施剑翘没有想到,秦家人热情地欢迎了他们,“一听说捐款买飞机,秦家人说,合川献机是大家的光荣,我们并不是想和其他区的大姓比赛谁捐得多,只要人家知道我们秦家爱国不甘人后,如此而已。”
  秦家整个大家族,捐出了24500元。
  但谁也不曾想到,合川县“一元献机”运动的个人捐献最高纪录保持者,不是富商,也不是公务人员,而是一名叫陈景清的农民。他捐出了约40亩的田产,折算成法币为24000元。
  据杨成术介绍,陈景清是合川县别口乡的农民,1940年时40岁,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八十石田租(当时以收租的多少来计量田产的面积),他将田产的四分之三共计六十石田租(约40亩田)捐献给筹募委员会。在收到这笔捐款时,工作人员都有些不敢相信,他们问陈景清:“当真愿不愿意捐出来?”这位朴实农民的回答很干脆:“捐给国家是好事,有啥子不愿意?”
  六十石田租,是陈景清所有身家的四分之三。陈景清的家人,并未在日机轰炸中伤亡,但他仍然捐出了自己的大部分家产,支持购机。这让施剑翘感叹:“中国最大的希望在农民,这样不计自身,捐出四分之三家产报国,在合江县,还只有农民能做得出来。”
  获捐六十石田产后,筹募委员会将每石田产标价四百元起拍,共拍得24000元。筹募委员会的人员感叹:“谁也不曾预料到,献机最大的光荣,会落到别口乡一个农民的头上,这真是农民的伟大!”

  扩散
  全川学习合川献机 春熙路上举办义演
  按照筹募委员会的计划,“一元献机”运动目的是募集能够购买一架战机的资金。然而,三个多月下来,募集到的资金远远超过原计划——仅有74万人口的合川县,居然在短时间内募集到45万元献机款。这笔钱在1941年4月,邮寄给当时的中央航空委员会,购买了三架战机。
  合川人民很快就见到了自己捐钱购买的战机。1941年5月30日,合川各界在县体育场召开“合川人民爱国献机命名典礼大会”,参加民众近万人。由于战机购置款来源于合川各界民众募捐,这三架战机分别被命名为“合川一号”、“合川二号”和“合川三号”。三架战机飞临合川上空,进行飞行表演,并散发爱国传单。一时欢声雷动,盛况空前。
  这三架战斗机后来飞赴抗日前线,与日机英勇作战。而合川作为首个自主发起献机运动的县,并且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三架战机的募捐,也引发全国轰动。
  合川县城率先发起的“一元献机”运动轰动全国后,很快被推广到整个四川。
  1941年6月18日,时任重庆市市长吴国桢发出了《重庆市政府为仿照合川县推动一元献机运动给所属训令》:“寇结队疯狂肆虐,血债累累,凡吾同胞,无不怀愤恨之心……合川县以弹丸之地,全县民众踊跃输捐,以数月之时,募款四十五万,献机三架……”
  训令发出后,重庆立即开始了“一元献机”运动。当时,“每人捐一块钱建设空军!”“节衣缩食捐款献机!”等标语贴满重庆的大街小巷。
  自1941年重庆发起献机运动以来,重庆各界公务人员、商会、工人、教员、学生均踊跃捐款。重庆市档案馆至今还保存有部分捐款人员名单。成都商报记者看到,在这些捐款名单上,即使只捐了1元钱,也进行了详细登记。
  当时,学生捐款,倡议捐献飞机购买“学生号”、“青年号”;妇女界发起献机捐款,倡议捐购“妇女号”;媒体从业人员倡议捐购“记者号”、“报人号”。甚至连监狱的囚犯,也参与到这场全民献机运动中来。
  1941年时,董作明作为一名在押人犯,被关在洛福县监狱里。外界献机捐款的风潮,也影响到他。他将自己仅有的5元钱积蓄拿出,希望捐给购机筹委会。除了自己捐款外,他还劝说监狱的其他犯人捐款购机,飞机的名字他都想好了,就叫“在狱人”号。在他的努力下,总共有12名犯人捐出了47元2角6分的购机款。1941年11月29日,五华县监狱全狱停食一天,用停食省下来的120元伙食费,捐给重庆市航建会,用以购买战机。
  1941年,成都也成立了“捐款献机委员会”,由时任成都市市长余中英担任主任委员,负责捐款献机工作。捐款献机委员会成立伊始,便制定了捐款目标:战机7架,折合当时的法币140万元。
  为了鼓励民众捐款献机,捐款献机委员会还制定了捐款奖励措施:只要捐款40元以上,就能够得到航空分会的奖状;捐款五百元以上能够得到奖章,一万元以上能够得到银鼎……1941年7月2日至4日,为了募集更多献机资金,捐款献机委员会还在当时的春熙路春熙大舞台举办义演和游行活动。

  史料记载
  1941年,成都共募得献机捐款150万元,
  其中普通民众节衣缩食捐献20万元,购买的飞机以“民众号”命名。
  到1941年10月止,重庆各界共募得献机捐款150万元。
  1942年2月,重庆市民众捐款购买滑翔机一架,中国电影制片厂捐购“中国电影号”滑翔机10架。
  1942年3月,重庆和川东数县市青年捐购战斗机1架,滑翔机20架;
  成都青年捐购滑翔机1架。
  1942年10月,四川民众捐购“忠义号”战斗机20架。
  1943年2月12日,重庆民众捐款购机5架……
  哪怕是70多年后站在历史的轨道上向前回望,那场全民参与的献机运动所折射出的拳拳爱国之心,依然闪现出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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