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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夫@立此存照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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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我就是那个名叫章夫的中国男人。有人问我的名字出自何处,我说意即“写点烂文章的男人”。不少人(特别是女人)会不怀好意地变着声调叫我“丈夫”,弄得我经常不好意思。这里特别声明,那是误伤,我可没那些义务和责任。进出成都的机场叫双流机场,“双”者“二”也。不少朋友都说我们是从“二流”之地走出来的。但要特别说明的是,我章夫可是一流的哟。 我的QQ:1173026700 我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angfu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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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假景区涨价不能解决“穷”的问题  

2014-10-09 21:44:49|  分类: 东抄西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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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假景区涨价不能解决“穷”的问题
对于长假期间景区人满为患的问题,薛兆丰老师认为,“全国一起放长假是有好处的,问题出在不允许景点和道路的价格浮动上。要知道,年夜饭很拥挤,解决的良策,是让年夜饭价格浮动,而不是取消春节”。这个观点,当然会招致很多类似“经济学家只懂经济,只知道市场,不懂社会现实”的批评。不过,我倒觉得,更进一步的经济学分析,足以推翻薛兆丰老师的观点。
如果涨价,会发生什么呢?
首先,小幅度涨价不足以分流人群,或者分流效果并不显著。车费、时间成本、亲友一起出行的机会窗口,游客到景区的综合成本并不低,即便仅算金钱成本,一趟国内旅游下来,少说一千,多说几千。所以,要想景区价格影响、阻止人们出行,并不是涨几十,而是需要涨几百块。这个时候才能做到游客减少,只剩下少数价格不敏感,或者更直白的说,有钱人悠闲的游览。
在提倡涨价的薛兆丰老师眼里,价高者得,这就意味着高效的配置了资源。不过,通过进一步的经济学分析,或可发现疏漏之处。
“贵”不能解决“穷”的问题
首先,即使仅从经营角度来看,资源的拥有者以最高价格卖出资源,实现总收入最大化,即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旅游需求是富有弹性的,当价格已经能使游客大幅度减少的时候,就一定意味着总收入开始下降。因此,即使以“既定资源以最高价卖出”的粗浅经济学角度来看,涨价应该涨到游客大幅度减少之前就停止,用涨价来驱赶游客是不合算的,是资源的低效配置。
其次,现代意义上的景区,虽然需要资本投资,但景区的最大成本--土地、景观、历史遗迹等自然禀赋与人文资源,其拥有者,从理论上而言,不是景区经营者,也不是当地政府,而是全体中国公民。那么,这个时候,景区就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经营效率导向的。
那么,对景区的拥有者,全体国民来说,什么样才算最大化得实现了景区的价值?
且不说仅以旅行而言,1万个人拥挤着游,与100个人舒适的游,其余9900个出不起钱的景洋兴叹,到底哪种效用更高。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效用不仅仅限定于景区游览,公平诉求也变为资源拥有者,也即全体国民的效用之一。景区是否该涨价,就变为了一个公共选择问题。当然,这也是经济学。
虽然从个体视角看出去,一个景区只有少数人的时候,游玩更好,但是,这个选择却必然面临另一个约束:出更多的钱。显然,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个时候,他们会选择便宜一点但拥挤一些。这就是中国游客群体的公共选择现实。高速公路上拥堵导致的抱怨与免费通行政策受到的拥护,已经明白的反映了这一点。
如果把景区拥有者拟人化,可以生动的描述这一过程。景区拥有着把门票定得很低,损失了收入,游人也非常挤,但是,他明白,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多人的能够到景区来玩,他对这个局面感到很满足。
所以,不管是出于资源的最优配置,还是出于公平性考量,景区涨价阻止人群的办法都是错误的。
认为景区应该涨价的错误,在于暗定了一个效用标准,即把阻止一部分人,让另一部分人玩得更好,视为效率更高。这看似是以价高者得为标准去判断资源配置,但其判断资源配置的出发点却错了。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把景区资源拥有者当作一般个体,忽略了基于景区产权的公共选择问题。
可以做个简单的比喻,一个小贩有10个包子,每个包子可以卖1块钱,有10个人来买。其中一个人想多吃一个包子,同时只想自己吃这个包子,当然他也愿意出更高的价格,3块钱一个。这个时候他提出,包子应该涨到3块钱。如果小贩提价,这个人花6块钱买2个包子,其他的人都觉得贵,不买了。通过提价,小贩收入由10块变6块,而其他的包子就只好变质扔掉,另外,还有9个人仇恨的看着小贩与这个富人。
其实,涨价建议还存在更大、更矛盾的经济学逻辑上的矛盾。
我们不妨通过一系列提问回到问题的源头。提出景区涨价,是因为人多,为什么那么多人,因为长假,为什么要放长假呢?那就涉及到长假的经济本质。
其实,很多人都在呼吁带薪年假实际上是有的。根据劳动法,有关于年假的详细规定,最长15天。可有人一定要说,在北上广一线城市,写字楼里执行得也许还行,但全国来看,执行得很差。
事实的确如此,长期以来,在我国的企业中,员工相对弱势地位,谈判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即使法律可以保护劳动者的休假,但是,却无法阻止一个更愿意加班,牺牲假期的人更容易升迁、升薪。也正因为如此,在这种氛围下,人们很难实现自己的带薪年假。
长假的价值也正在于此,全国一盘棋的长假制度等同于全国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停摆。由于很多商业、生产活动都停滞了,单个企业即使不放假,员工创造价值的效率也大大降低,有些单位甚至无法运行。所以,这个时候,虽然企业损失最大,但给员工放假,对企业来说,却是机会成本最小的。所以,长假的设置的另一个作用就是,以国家名义,代替劳方与资方谈判假期,通过全国停摆的方式,降低企业放假的成本,同时,给企业更大的放假压力。
劳动者权利,除了国家政策与法律的完善外,更大程度上,关系到中国劳动力价格、中国人对劳动、金钱、假期的认识等长期问题。在短期之内,恐怕还是只有长假的方式最为现实。对当下中国而言,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氛围问题。(刘远举 凤凰网特约评论员)
反驳:价格负责解决“秩序”问题,不负责解决“穷”的问题
第一,举国长假,目的是给出方便国人共同协调的时间段,但度假方式显然是多种多样的。难道“有长假就必须旅游,不能旅游就不能有长假”吗?因为长假期间景点拥堵,所以就必须取消长假?我宅家里还不行吗?这逻辑有问题。
第二,价格的作用,恰恰就在于把低估值者赶走,让高估值者留下。价格负责解决秩序问题,除非你说秩序不成问题,但价格不负责解决穷的问题。如果非要由价格来解决穷的问题,那不仅得标价为零,还得向全民提供免费机票,让买不起小车的穷人到达景点。作者就完全没明白价格是干什么的。价格可不是梳妆打扮、请客吃饭。(薛兆丰  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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