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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夫@立此存照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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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我就是那个名叫章夫的中国男人。有人问我的名字出自何处,我说意即“写点烂文章的男人”。不少人(特别是女人)会不怀好意地变着声调叫我“丈夫”,弄得我经常不好意思。这里特别声明,那是误伤,我可没那些义务和责任。进出成都的机场叫双流机场,“双”者“二”也。不少朋友都说我们是从“二流”之地走出来的。但要特别说明的是,我章夫可是一流的哟。 我的QQ:1173026700 我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angfu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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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改革远不止户口并轨那么简单  

2014-08-02 19:01:16|  分类: 东抄西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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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强制“以地换户口”,要靠土地改革
我国长期实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客观上已经和其他各项制度内嵌在一起。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势必涉及这一系列的制度调整。否则,户籍制度很容易落空。
近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农民进城落户不得强制退“三权”,即要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合法权益,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而据央视报道,高达9成受访农民不愿交地换非农户口。
显然,国务院规定的出发点,是为了保障农民权益,防止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出现过去的“土地换社保、土地换户籍”等不合理现象。应当说,这是人口城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安排。
作为市场经济最为重要的要素之一,我们在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同时,客观上也要做出相应的安排,使农民能够带着财产进城,使土地能够配置到最优化使用的地方。因此,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有可能出现强制性让农民让出土地“三权”的事情?客观上看,根源在于农民土地的财产权保障缺乏制度安排,农民的土地权益在很大程度上是模糊的,农民缺乏明确的制度预期。
若在这种情况下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恐怕客观上会面临冷遇。比如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积分入户指标年年用不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地;甚至有的大学生毕业后还想重新办回农村户口。而土地“三权”问题没有得到制度性解决,从长期看,也会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农民愿意进城,也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城镇户籍居民无差别的公共服务制度待遇,如果他们不愿意放弃农村土地三权,随着进城农民数量的增多,很有可能出现新的社会冲突,同时也对现行政策带来巨大挑战。比如,过去制度规定的,严禁城镇居民下乡购房购地,基本上也就形同虚设了。
保障农民权益的出发点是非常好的,但在推进的进程中,关键在于怎么落实到位。从现实看,保障农民权益最重要的就是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使他们财产权,不受非法侵犯,尤其是不受某些地方政府的侵犯。要让农民成为土地产权交易的主体,而不是村集体。土地是留是流,由农民自己决策。此外,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中,要对土地问题作出更为具体的说明。按现在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这客观上留下了农民进城必须放弃三权的法律依据。对此需要尽快予以修订。
我国长期实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客观上已经和其他各项制度内嵌在一起。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势必涉及这一系列的制度调整。否则,户籍制度很容易落空。从这个意义上说,联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对包括农村土地在内的制度调整形成了倒逼态势。我们需要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实质性突破,防止出现户籍制度改革被土地制度锁定的格局。 2014年08月02日  新京报社论

不愿以地换户口 农民要算权利账
2014年08月02日 北京青年报  谭浩俊 
户籍制度改革意见的出台,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并轨,意味着长期封堵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那座巨大的墙,将被正式推倒。这堵墙的推倒,是否意味着农村居民会大规模涌向城市呢?广大农民会不会放弃手中的土地,以此来换取一份象征着城市人“身份”的城市居民证呢?

据报道,四年前中国社科院曾经进行过一个调查,参与调查的人数也近11万人,但是,调查的结果却有点出人意料。70后、60后农民工不愿转变为非农户口的为80%;而80后不愿转变为非农户口则为75%,同时加了一个条件,如果要交回承包地才能转户口,不愿转变为非农户口则高达90%。
户籍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让农民进城,让农村的土地流转起来,让千家万户种地变成集中耕种,以此来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提高粮食等农作物的产量以及降低生产成本、减轻管理压力。然而,九成农民不愿用土地换户口的想法,显然会影响到户籍制度改革的效率。
为什么一直被认为对农民很具吸引力的非农业户口,突然变得毫无吸引力了呢?难道广大农民的理念真的已经转变到不愿进城成为城市人了吗?显然,这是无法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的问题。
就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真正在家务农的农民已经相当少。特别是中青年农民,基本都到了城市、到了家乡之外。也就是说,进城工作仍然是广大农民的首选。关键在于,让他们用土地换户口,这就需要好好地算算账了。因为,对广大农民来说,不管土地的收益如何,也不管他们是否会在土地上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只要土地还在自己手中,围绕土地的权利就不会从他们的手里轻易消失。即便在城市务工享受不到平等的权利,有土地这份权利作保证,还能使他们与城市居民有一个可以比较的空间和平台。如果土地也失去了,而进城以后应享受的权利享受不到,或享受不平等,那么,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也就会失去很多。
一些农民不愿轻易用土地换户口,说白了,就是在算权利账,算户口带来的权利能否与土地产生的权利相对应,甚至更高。否则,就会坚持保留土地,到城市打工的理念,那么户籍改革也就难以有效地向前推进。
事实也是如此,这些不愿选择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农民,大多都是在城市务工的人员,他们在城市务工过程中,已经充分感受到了权利不平等带来的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感受到一旦失去土地后可能带来的心理恐惧。因为,只要土地在手,哪怕城市不再需要自己了,自己不喜欢城市了,也可以选择回到土地上去,去充分享受土地带来的权利和快乐。
这也意味着,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要想让广大农民自觉自愿地用土地换户口,从而推动城镇化进程,提高中国的城市化率,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要实现权利的均等化,让失去土地的农民不至于成为二等公民,不成为城市的边缘人口。而这,恰恰是目前城镇化过程中的最大难点,也是最大薄弱点。一些地方为了腾出建设和开发用地而实施的所谓新型城镇化,绝大多数都没有能够有效保障失地农民的权利。凡是失去土地的农民,都是名下的资产大幅增加了,生活水平与质量却大大降低了,从而形成了畸形的小康标准。亦即资产已经达到小康甚至现代化水平,而生活却由原来的小康退回到了温饱。原因是,这些地方并没有在让农民交出土地的同时,给农民足够的就业空间或社会保障。尤其是年龄较大的农民,基本都返回到了温饱甚至贫穷状态。
这对广大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很不好的导向、很不好的示范。自然,他们在考虑用土地换户口问题上,就不可能不认真、细致地算好权利账,把失去土地以后的风险和困难想得更多一些。
更重要的是,在农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农村环境不断改善的大背景下,即便在农村生活,质量和水平也未必比在城市差。更何况,城市的下岗和失业状况也比较严重,给他们的启迪和影响也很大。与其拿土地换户口自断后路,不如拿着土地到城市务工或生活,城市的权利少一点,农村的权利则有保障。这就给了城市决策者一个严峻的课题:如何在推进户籍改革的同时,让失去土地的农民能够在权利上充分平等,以此来消除广大农民的顾虑。
户籍改革的路很长,远不只是户口并轨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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