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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夫@立此存照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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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那个名叫章夫的中国男人。有人问我的名字出自何处,我说意即“写点烂文章的男人”。不少人(特别是女人)会不怀好意地变着声调叫我“丈夫”,弄得我经常不好意思。这里特别声明,那是误伤,我可没那些义务和责任。进出成都的机场叫双流机场,“双”者“二”也。不少朋友都说我们是从“二流”之地走出来的。但要特别说明的是,我章夫可是一流的哟。 我的QQ:1173026700 我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angfu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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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腐风暴”将改变现有游戏规则?  

2014-03-14 10:48:11|  分类: 东抄西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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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腐风暴”将改变现有游戏规则
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14日文章 原题:陈刚:中共大规模反腐超预期 自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已先后有20余位副部(省)级及以上高官,因贪腐等问题被宣布接受调查,这样猛烈的反腐风暴在改革开放时期是第一次出现。根据中国检察部门提供的数据,在2008年到2012年期间,每年平均大约只有六名副部级及以上官员因贪腐落马。由于中国目前已是举世瞩目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强大的反腐阵势不仅在中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而且势必引发世界各国对中国超常规反腐的关注。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腐败问题在各国都是一个不断升温的话题。世界著名清廉指数的发布者——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报告显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许多地区的腐败问题都趋向恶化。因此,中共的大规模反腐,对于中国国内乃至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可能都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如果只是认为严厉反腐,会对个别官员微观层面的预期和行为产生影响的话,可能会低估反腐运动在宏观和思想层面的长远作用。事实上,反腐和节约运动最可能对中国最近20年所形成的经济发展至上(GDP主义)的官场文化,带来沉重打击。
  中国政府主导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有时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家各项经济指标和在世界的经济排名节节攀升。然而,这种高速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贫富分化、物价房价高涨和环境污染等各种负面问题,给国家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在探析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时,一些观察人士把主因归结为中国官场形成的盲目追求地方经济发展的GDP主义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下,各级官员都陷入了疯狂追求各类经济指标的竞赛之中。
  这不仅因为对这些指标完成情况的考核,可能直接影响官员自身的提拔和升迁,也在于这些指标本身即意味着重大物质利益。这些利益在很多情况下,需要通过贪腐方式来转化为个体利益,这样才能给官员和其所在单位带来无穷尽的激励作用。不可否认,GDP主义在推动中国政府转型和发展经济方面,曾经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物极必反,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经过了急于起飞、片面追求速度的发展阶段,如果任其继续主导中国政治的运行规则,前面谈到的各种问题也将会不断恶化,最终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尽管有识之士早在10多年前就看到GDP主义的副效果,并大声疾呼进行改变,而上一届领导人所提出的“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理念,也包含想要改变GDP主义的因素,但由于受到国际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国内既得利益的干扰,GDP主义文化不仅没有被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所打断,反而有所强化,并且由一种官场文化逐渐扩散为全民文化,职业道德、社会道德、法律规则和人际关怀,让位于对经济利益的疯狂追逐。从本质上讲,对权力监督的缺失导致了腐败的恶化,而恶化了的腐败又必将强化GDP主义。这是因为很多腐败行为,只有在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语境下才能被正当化和常态化。
  GDP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官场泛滥并难以遏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官员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直接受惠于疯狂追逐的经济指标的实现;而将官员利益与这些公共经济利益直接挂钩的重要实现手段,在于形形色色的贪腐形式,或可称之为看不见的利益输送手段。从中共内部的正式制度以及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官方意识形式来看,官员并不能合法合规地从疯狂追求GDP中获得大量个人利益。
  研究表明,中国公务员和国有部门内部,和社会的薪酬差距在名义上与很多国家相比,都更显得平均主义。但为何中国的“公务员热”愈演愈烈,和各种长期存在但并不合法的腐败方式帮助输送利益,有很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潜规则”横行泛滥,正式规则被非正式规则取代,经济利益成为衡量一切成败得失的唯一指标。这是今天中国各种社会和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
  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将改变现有游戏规则,从而可能从根本上撼动官场GDP主义。大量官员的落马和公款浪费行为的遏制,导致整个公务系统和国有部门处于非常谨慎小心的状态,支持“官本位”的各种“潜规则”处于瓦解消失状态,明文规定重新被人们重视。在新的政治语境下,官员们由于缺乏各种灰暗状态下的利益输送渠道,来帮助实现个人和集团物质利益,自然在追求经济指标方面会失去劲头和兴趣。
  从源头上看,盛行20年的GDP主义和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与其他一系列旨在提高政府和国有部门效率的机构改革密切相关。这些改革从当时的背景来看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它们改变了当时官僚机构死气沉沉、不关心经济发展的懒政状态,为中国经济腾飞做出了贡献。然而,凡事过犹不及,在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到位的中国,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从长远来看是十分危险的。这不仅不能够帮助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反而会加剧社会的割裂和官员体系内部的分裂。光靠物质利益聚合的群体,永远是松散和暂时的团体,缺乏长远的凝聚力。重击腐败将使各级政府官员把过分集中在经济领域的注意力,转向其他领域,如环境保护、社会保障、收入差距和文化建设等。这些领域才是现代政府更应该关注但却被长期忽视的方面。(作者陈刚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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