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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夫@立此存照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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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我就是那个名叫章夫的中国男人。有人问我的名字出自何处,我说意即“写点烂文章的男人”。不少人(特别是女人)会不怀好意地变着声调叫我“丈夫”,弄得我经常不好意思。这里特别声明,那是误伤,我可没那些义务和责任。进出成都的机场叫双流机场,“双”者“二”也。不少朋友都说我们是从“二流”之地走出来的。但要特别说明的是,我章夫可是一流的哟。 我的QQ:1173026700 我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angfu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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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追问“房姐的房”为什么不违法  

2013-09-29 10:46:22|  分类: 东抄西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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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罪从无不是房叔的挡箭牌
“疑罪从无”绝不应沦为贪腐官员的避风港。检方以此为由,放纵一起仍未说清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实难平息民众的质疑。
“表哥”落马了,他的问题与表无关;“房叔”判刑了,他的腐败也与房无关。新华网以专稿评论称,“这样的反腐结果,总是让人有些如鲠在喉难以真正舒畅”。面对媒体质疑,广州市番禺区检察机关日前回应称,“房叔”蔡彬庭审中提及的两套房被认定为受贿,其余房产购房款来源无法认定,证据链不完整,按疑罪从无原则,暂认定为合法财产。
“疑罪从无”最近很火,接连出现在“房叔案”与“王书金案”中。王书金坚称自己犯下了一宗强奸杀人案,但检方力证此案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故而按“疑罪从无”不予指控。从舆情反馈看,法律界人士对此争议并不大。
但是,广州番禺检方以“疑罪从无”来为“房叔”洗脱,却疑似用错了地方。因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非常特殊的一类犯罪,如被告人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差额巨大,本人又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即推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立。
在“房叔案”中,其19套房产的价值与一位或两位国家工作人员的合法收入相比,无疑差距悬殊。依最高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房叔”有19套房产“购房款来源无法认定”,这正符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案标准,岂能因“罪疑”而从无?对说不清巨额财产合法来源的官员反要“疑罪从无”,那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立还有何意义?
“疑罪从无”绝不应沦为贪腐官员的避风港。检方以此为由,放纵一起仍未说清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实难平息民众的质疑。检方的回应虽然比起无回应,是个进步。但是,回应型司法的基本要求,是通过回应社会关切,为民众明法析理、释疑解惑。而今疑惑仍在,质疑升级,检方恐怕还有二次回应的必要。这一次,可得把“疑罪从无”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关系说清楚了。2013年09月29日  京华时报 王云帆

应该追问“房姐的房”为什么不违法
2013年09月29日 北京青年报  张天蔚
法不溯及既往,既然龚爱爱已经成功从现行法律的缝隙中钻了过去,其巨额“合法”财富也就很难再受到追究。但是,如果未来法律依然不能对这种明显悖理的致富方式作出约束,继续允许这种“合法”的暴富方式存在,公众对基于法律的公民财产权概念就可能产生怀疑和动摇。
陕西“房姐”龚爱爱终于在陕西靖边县受审。与此前的“表叔”案、“房叔”案相似,“房姐”案的真正焦点,即“房姐的房”同样没有出现在诉讼之中。专案组就此说明称,经过对龚爱爱购房资金来源的调查了解,未发现犯罪线索。也就是说,尽管“房姐”曝光、被诉,其直接起因皆因近万平方米、价值数亿的房产,但这些房产的资金来源、购置过程全部合法。
不管“房姐”的房的面积、价格是多么令人诧异、艳羡、不平,但只要依法认定其购置资金来源合法,就应该承认“房姐”对其的合法拥有,这是尊重、保护公民财产权的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是法律还是民意,都没有只尊重反抗强拆的“钉子户”的产权,却不承认“房姐”合法产权的道理。
然而,在房价一路高企,大多数普通民众望房兴叹的情况下,“房姐”龚爱爱却在京城坐拥40多套、近万平方米、价值数亿的房产,必然引起公众的诧异和不平。尤其是在其不足10年的快速发家史中,龚爱爱积累财富之轻易、之迅速,更是足以令人叹服。这部奇迹式的发家史即使合法,公众也有理由追问它究竟为什么合法?
按照可以查询到的资料,龚爱爱原来供职的神木县农村信用联社,于2004年改制为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龚爱爱出任兴城支行行长,其后更提拔为神木县农商行副行长。龚爱爱发家的起点和“第一桶金”的积累,均始于此。
虽然按照新华社报道,神木县农商行为一家区域性的股份制银行,因此作为副行长的龚爱爱并非国家工作人员,其财产自然不涉及贪污、受贿等腐败问题。
然而在一份由人民银行榆林市支行撰写的《从神木县农村信用联社成功改制为农村合作银行看央行管理和指导农信社改革的成效》的调查报告中,却全面总结了“转制”过程中,当地政府和人民银行如何通力合作,对转制后的农商行在建立制度、干部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管理和指导”。
这种半私半公、公私两便的机构,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特有的产物,其优点是可以比较平顺地完成转轨,缺点则是给龚爱爱这样的人留下了无限空间:挣了钱是自己的,赔了钱算公家的,犯了事还是合法的。
实际上,龚爱爱也就是在农商行转制并出任支行行长之后,开始了“多元经营”的发家历程:当年便出资1500万元,假手其兄参股神木县大砭窑气化煤有限公司,其后又开设典当行对外放高利贷。至于在北京、西安等地大肆购置房产,则更是众所周知的故事。这一系列倚仗大笔资金的投资行为,与其执掌的农商行之间有何关联,自然引人猜想。而一直接受当地人行“管理和指导”的这家股份制银行,究竟是否如自称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担风险”?其经营行为、资金来源与当地政府和地方人行有无关联?也足以令人生疑。
除了贪污腐败的违法之富,那些在法律和权力的边缘地带“合法”分肥的灰色财富,也是贫富之间巨大差距的重要成因,同样对社会公平和公众情感造成巨大伤害。
法不溯及既往,既然龚爱爱已经成功从现行法律的缝隙中钻了过去,其巨额“合法”财富也就很难再受到追究。但是,如果未来法律依然不能对这种明显悖理的致富方式作出约束,继续允许这种“合法”的暴富方式存在,公众对基于法律的公民财产权概念就可能产生怀疑和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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